本报（chinatimes.net.cn）记者文梅北京报道
许倬云先生身着白色圆领的棉质家居服，坐在美国匹兹堡的家中，以视频的方式讲述着他和公益慈善有关的故事。虽然有些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，但是这位92岁的历史学家娓娓道来，仿佛在说昨天的经历。
这是年7月末的一天。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了三年。作为公益行业的记者，我一直希望能够采访到许倬云先生。因为读了他的书，也看了一些媒体对他的采访，发现他很少谈到公益慈善的话题。或许是因为面对这位历史学大家，人们更愿意追问大变局中的家国天下，以及身处其中的我们何以立身。
许倬云先生的《万古江河》《说中国》《中国文化的精神》等著述在海内外有众多的读者。人们从他的作品中了解中国人的来处，也探寻我们去往何方。年接受《十三邀》采访时，许倬云先生觉得“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着目的，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”，他建议人们“从最基本的阅读开始、在思考训练上摸索、不败、不馁、不争、不抢、往里走、安顿好自己、看意义、想彻底、输送知识、刺激知识、发动讨论、交换意见、形成一种呼应和强大的社会力量”“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寻找内心安宁平和的力量。”
年夏天，他以口述的方式推出了新作《往里走，安顿自己》，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——往里走；再安顿自己；再安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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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倬云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和未来对话。即使如此，我仍然怀着一份执拗和好奇，想知道面对公益慈善的追问，这位从东方走到西方，阅尽沧桑的智者会怎么说。或者还因为，许先生本人就是一位伤残人士——许倬云先生出生于年，因先天性肌肉萎缩，从小就承载了太多超于同龄孩子的负荷。好在父母亲人对他一视同仁的关爱和包容，让他可以打开心门，克服了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走上了求学之路。他13岁学会拄棍走路，19岁随父亲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省，后又到美国留学。退休至今，他依然以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的身份活跃在学界。
几经辗转，我联系到了许倬云先生。许先生告诉记者，近年来自己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，本不打算再接受媒体访问，听闻主题关乎公益慈善，不由生出几分亲切——因其自幼身体残疾之故，几十年来便与公益慈善机构有过许多交集；回望流金岁月的点滴过往，还是颇有些与此关联的故事可讲，最终决定接受这一次采访。
许倬云先生用两句话对“公益”和“慈善”做了区划。他说：公益不是慈善，慈善是临时做的事情，公益是应当做的事情。
在公益慈善方面，他始终是以身践行的人。如他所说，“好管闲事。”这也许是生性使然。
大约20岁的时候，在台湾省，看到当地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未能设身处地地站在残疾人角度考虑，交通信号的设计不科学不人道，残障人士出行多有不便，他为此多次向当地交通主管部门反映。因为他的坚持不懈，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。
多年以后，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时，他又遇到类似问题。他以当年在台湾省的解决路径为样本，帮助当地一些残障孩子的家长和政府进行沟通，并按流程予以特别申报，事情同样得到了圆满解决。
看似些许小事，或许可以体察许倬云先生的公益慈善观。如他本人所说：“不要以为事小，就不做；事小，做出来了，就是成功。”
许先生说，当年他家里每个人都是公务员，所以他都拿了零零散散赚的小钱、稿费等捐给基金会。他的母亲97岁时故去，留下一些品质不错且未来得及穿的衣物，他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公益机构并进行义卖，所得收入均用于慈善事业。
多年来，许先生与公益慈善机构有不少合作，也直接推动了一些项目的落地。许倬云先生尤觉安慰的是，“平心而论，我在台湾几十年，我经办的这些（慈善公益）案例里面，我没有一个（私人）要求，没有（为自己）花一文钱。”
以下是许倬云先生的讲述。
09:34一
我是一个残疾人，所以今天就谈谈过去我在台湾省生活的时候，当地政府是如何安排和处理像我这样的残疾人事宜。
台湾省各市、县政府的社会科，都有若干救济事务的职能。这些救济并非是简单的给钱或帮忙，而是要从法律角度实施。举例来讲：我是年到台湾省生活的，那时候当地各交通路口的红绿灯设置，并没有考虑到残疾人士的实际需求，也没有其他的设施。年开始，有人提议应该增加这方面的安排，于是各十字路口陆续开始有红绿灯。当时我也曾经介入过这件事，为此说过一些话。
我上大学之后，发现校园外的一些路口也有红绿灯，但时间（对残疾人来说）不够，于是我就把这件事向有关部门提出来。大概半年左右，全省各路口普及安装红绿灯，而且还装了一个电铃，可以（专为残疾人）延长通行时间。这个事情慢慢进化到一定地步之后，大概是交通局等机构，又专门在红绿灯旁边设计了一个小绿人，这个小绿人的特点是，它的走路速度是由慢走到快走。对健全人来说，当小绿人开始快步走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已经走了道路的一半；当它纵身一跳的时候，你已经到达道路的另一边了。如果你是残疾人，按了这个电铃之后，小绿人就会走得很慢很慢，甚至可以是踱方步的速度。电铃和小绿人这些设计，无论对视障还是听障都各自有帮助——看不见的可以听见，听不见的可以看见，都能安全通过红绿灯了。
后来交通部门经济更宽裕些的时候，在每个距离红绿灯路口大约十尺距离的地面上都镶嵌了一个铁条。盲人出行的时候，手持导盲棍走到此地，导盲棍顶部就会有个磁铁把这个铁条吸住，他就知道快到红绿灯了。得知此事之后，我又开始管“闲事”了。对于盲人来说，如果是涉及到跨越台阶，地面只贴一条铁片是不行的，应该在跨街的这段路都贴上铁片才行。当时跟我合作的对象是一个公益协会，（当我提出这个问题）他们就在所有红绿灯的小斜坡道都铺了铁片。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，老百姓提出意见，政府（不妨尝试）慢慢施行。
有一桩事情很晚才施行。我们的人行道骑楼，骑楼就是过街楼，后面的店铺常常会将人行道占用，它的（商品）陈列架都推到人行道边上来了，这个很不好。再有，有些人骑着脚踏车，一到这边就靠边一放，你一个人靠边一放可以，三个人也靠边一放就不行了，道路都被占满了。如果有些人再不小心，直接把脚踏车横着就一放，别人进出怎么办？于是我又开始管“闲事”，找到政府的社会司，告诉其中的一位陆委员，“你们需要